张四红，现任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兼任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安徽省翻译协会副会长、安徽省外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类型学专委会副主任、合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第二届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工作以来，一直从事语言文化相关课程教学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教研项目10余项。先后在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全英文专著1部，参编国家卫计委“十三五”等各类规划教材3部，获安徽省教学成果奖1项。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语料库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规划等。

　　“跨境语言”指的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使用的同一种语言。我国分布有数十种跨境语言,这些语言是维护国家战略和安全的重要资源,对其进行调查和研究意义重大。构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要通过提升学术实力,坚持田野调查,设置国际议题,做好国际传播等来实现,以提升中国语言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在国际语言学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核心区尼泊尔境内藏缅语的深度调查和类型学研究”(19AY019)的资助;

　　：张四红.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构建[J].语言文字应用,2020(2):27-36.

　　2016年5月17日，习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谈到，“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学术话语权指的是相关学术主体“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学术领域内所具有的主导性、支配性的学术影响力”(沈壮海，2016)。话语权和军事权、经济权被视为同等重要的三种国际权力，攸关主权国家的国际安全环境构建(沈骑，2019)。当前，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还有待增强，在国际语言学界的影响力还有待扩大，对普适性语言学理论的贡献率还有待提高。处在新时代，面对新形势，如何构建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以提升中国语言学研究，包括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在国际语言学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是每一位中国语言学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应为之努力的目标。

　　“跨境语言”这一术语最早由我国学者马学良、戴庆厦(1983)提出，指的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使用的同一种语言。虽然目前国际语言学界尚未完全接受“跨境语言”这一说法，如部分欧洲学者将其命名为“多中心语言”(pluricentric/polycentric language)或“跨国语言”(trans-national language)(Muhr,2016)。但是，非洲语言学会与我国语言学界不谋而合，将这类语言称为“cross-border language”(跨境语言)(Mina et al.,2018)。2020年2月21日，为庆祝国际母语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题为“Celebrating Crossborder Languages for Peaceful Dialogue”(赞颂跨境语言，推动和平对话)的专文，指出跨境语言是促进邻国之间和平的有力工具(2)。这表明，我国学者提出的“跨境语言”的术语正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术语是构成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元素之一，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中，最先创造开元体育官网入口、掌握和输出术语的一方往往具有领先地位(普慧，2010)。跨境语言在语言、文化、历史开元体育官网入口、、安全以及军事等各方面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源(赵世举，2016)，因此，国家应高度重视跨境语言研究，《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为提高保障国家战略和安全的语言文字服务能力，要加强跨境语言研究(3)。因此，一方面，做好跨境语言研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在跨境语言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已经初步占得先机，具备一定的发言权。

　　在未来，我国语言学界应以中国周边跨境语言及其研究为基础，同时兼顾全球7000多种语言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跨境语言的事实(Eberhard et al.,2020)，密切关注其他国家和地区跨境语言研究的最新国际学术动态和成果，观察、审视世界范围内跨境语言的同质和异质特征，把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纳入全球跨境语言研究体系之中综合考量，更加科学地提炼和总结人类跨境语言的概念和内涵等，为推动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4)。这样，我国语言学界就有望在跨境语言研究领域实现与国际语言学界的顺利接轨，逐渐拥有国际学术话语权。当前形势下，抓住机遇，进一步巩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优势地位并扩大其影响力，构建其国际学术话语权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参与的国际事务越来越多，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相应地，提升我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也越来越重要，“如何增强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学术话语权，提高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戴光荣，2020)。中国语言学者也应勇于担当，迎接挑战，应时代之需、民族之需、国家之需，努力构建基于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发扬中国风格，凸显中国优势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同时，将研究理论和方法面向国际语言学界逐步推广，并为国际学术共同体逐步接受。当前形势下，构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学术话语权的构建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还需要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作为支撑(陶文昭，201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确在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实力在增强，国际影响在扩大，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的线多种语言，语言资源丰富多样。从谱系关系看，这些语言分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还有少数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从类型上看，既有孤立型语言，也有黏着型语言，还有一些屈折型语言和多式综合语;从多样性看，这120多种语言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跨境语言，同时，绝大部分都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和土语。直到现在，这些方言和土语的数量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通解度都还没有完全明确。中国境内语言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宝库，深入调查和研究应该有可能发现人类语言新现象，从而丰富语言学理论并推动语言学理论发展。但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一度存在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套用西方语法框架来描写中国境内语言的现象(孔珍，2016)。毋庸置疑，西方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对中国境内语言本体研究，特别是缺乏对前期成果较少甚至未涉猎的方言、土语以及跨境语言本体研究的重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原创性成果还不够丰硕，原创性理论还不够丰富，原创性学术体系还不够健全，对国际语言学界的学术贡献还有待提高，在国际语言学界的学术地位还有待提升。因此，从事中国境内语言研究，在借鉴西方语言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学术精华的同时，必须以中国境内语言事实为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着眼点。反之，以西方语言学理论和语法框架指导中国语言学研究，极有可能无法合理阐释中国境内语言以及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本质特征。随着对中国境内语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语言学者意识到，依赖西方语言学理论和语法框架解释我国的语言现象存在较为明显的弊端。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关注国际学术前沿;另一方面要尊重中国语言事实，把握国际学术大势，构建中国语言学研究，包括构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以提升中国语言学研究在国际语言学界的学术地位。

　　我国56个民族中，有30多个跨境民族，占我国民族总数的一半以上(周庆生，2014;戴庆厦，2020)。由于其中有些民族不只使用一种语言，因而跨境语言的数量更多，总计约有50种，占中国境内语言总数的40%以上(黄行、许峰，2014)。仅在“一带一路”核心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泰国、缅甸、老挝8个国家就有40种跨境语言分布(黄行，2015)，这其中，中越跨境语言多达22种(李锦芳，2013)。这些族源相同却跨境而居的边民在语言、文化、宗教、血缘、饮食、习俗等方面都有相似或相通之处。他们一直频繁往来，相互之间认同度较高，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国家，受各自国家体制、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在语言和文化等方面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在从事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必须理智地看待和处理这种“同”和“异”的对立统一关系(戴庆厦，2020)。求“同”，则有助于维护语言和谐;存“异”，则有助于避免语言冲突。无论是求“同”，还是存“异”，都需要承认跨境语言具有同源关系的语言事实，都需要审慎对待和适度处理。中国语言学者从事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还需要意识到，中方一侧的跨境语言是我国广大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中华民族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外方一侧的跨境语言或起源于我国境内，或与我国境内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所承载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境外的重要拓展和延伸。虽然分布中外两侧的跨境语言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但是都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和重要的传承意义，对其做好记录、描写和研究都是在为保护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做贡献。因此，我国语言学者需要积极参与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调查和研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尊重语言事实，吸收前沿语言学理论，推动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学术进步和发展，促进中国周边跨境民族之间的交流，保护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我国边境线个国家与我国接壤(周庆生，2014)，边疆地带对我国的安全稳定和发展繁荣总体格局的影响非常大。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治国必治边”的战略思想(5)。跨境民族及其语言尽管受各自所在国家制度、地理、人文、社会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出现一定差异，但是，由于他们本质上同祖同宗、同根同源，如果因势利导、求同存异，则能避免因文化不同带来的碰撞，消除因语言差异造成的隔阂，增进跨境民族中外两侧边民之间的友谊，从而有利于维护我国边疆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反之，则有可能因为同一语言之间的差异而导致冲突与矛盾。以在我国和尼泊尔交界处跨境而居的夏尔巴人为例，大约有11万余夏尔巴人居住在尼泊尔一侧，而居住在樟木村和迪斯岗村的夏尔巴人只有数千人。由于尼泊尔一侧人数众多，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正宗的“骨系”夏尔巴人。实际上，夏尔巴人的族属关系源于我国，其语言是藏语的一种方言，只不过生活在尼泊尔一侧的夏尔巴人使用的语言中混杂了尼泊尔语，而居住在一侧的夏尔巴人由于多年和藏族的接触，其语言受藏语卫藏方言和汉语普通话的影响，变成了夹杂着更多标准藏语和汉语借词的“樟木话”。虽然当前中尼两侧的夏尔巴人用其母语交流几无障碍，但在语言上的确形成了一些差异，这经常会造成操“樟木话”的夏尔巴人和所谓说纯正夏尔巴话的边民之间的尴尬或不悦(王思亓，2018)。语言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且具备将不同地区的族群凝聚在一起，影响并塑造民族精神的功能(吴慧，2019)。做好跨境语言研究，有助于促进跨境民族认同，有助于促进跨境民族团结，有助于维护跨境国家发展稳定(戴庆厦，2020)。因此，必须从维护国家战略和安全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有关精神，对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调查和研究予以高度重视，以提升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并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温暖人心，争取人心，凝聚人心，维护和创造中国与周边邻国边境地带“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语言生态环境以及和谐安宁、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环境。

　　目前，中国的跨境语言研究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但是，任何一个学科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总是与其所在国家的综合实力、整体科研水平、人才资源储备等息息相关。据此，无论是从学科自身的小环境还是从国家整体的大环境来看，构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时机都已基本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经过70余年的励精图治，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国内生产总值等均稳居世界前列，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均稳步提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以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应该说中国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国家软实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是，国际话语权还亟待加强。为此，习总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努力提高我国的国际线)。近年来，国家各有关部门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把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列为一项重要课题进行研究，以避免出现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的局面。国家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国际学术话语权，而学术实力则是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核心要素(胡钦太，2013)，因此，国家积极支持和保障各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和繁荣。通过检索国家社科基金以及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立项数据库可见，截至2019年，跨境语言领域研究共有19个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7个项目获得国家语委科研立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家对跨境语言研究领域的高度关注与支持。此外，我国坚持睦邻友好原则，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语言学者在我国邻国调查和研究跨境语言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营造了和谐的学术氛围。总之，国际学术话语权与国家实力密切相关，国力弱，则国际学术话语权弱;国力强，则国际学术线)。欣逢新时代，国富民安，中国周边跨境语言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构建迎来了良好机遇。

　　“跨境语言”的概念刚一提出，立即引起国内语言学界的高度关注。以戴庆厦及其学术团队为代表的学者，一直把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调查和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对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的一些跨境语言进行了调查，出版了《跨境语言研究》(戴庆厦，1993)、《中缅跨境景颇族语言研究》(戴庆厦，2019)等十余部学术专著并发表了数十篇系列学术论文。同时，戴庆厦(2014)以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调查和研究成果为视角，梳理了跨境语言研究的历史，探讨了其研究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明确了跨境语言的概念，指出“跨境语言是分布在相邻国家的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这种变体是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所造成，是因国界因素导致语言变异的一种特殊模式，既不同于方言变异和社会因素形成的变异，也不同于由于历史演变差异形成的变异，具有独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属性”。当前国内的跨境语言研究涉及到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概念与类型、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资源属性和学术价值、和谐与竞争，跨境语言研究的具体方法与学科定位，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数量，境内外跨境语言的使用发展情况，跨境语言比较研究以及跨境俄罗斯语、景颇语、东干语等跨境语言的专题或个案研究等(张军，2018;戴庆厦，2020)。因此，现有的研究涵盖了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概念、理论、应用、对比等各个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而言，我国的相关研究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为构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构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人才是保障。历经30余年的发展，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领域已经逐渐培养了一支年龄、职称、学历、学缘结构比较合理的人才团队。从年龄结构看，既有戴庆厦这样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德高望重、著述等身，却依然活跃在中国周边跨境语言调查与研究一线的资深语言学家，也有一批学术功底深厚、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在中国语言学界初露锋芒、后劲十足的年轻学人;从职称结构看，当前从事中国跨境语言研究的学者既有初级职称人员，也有中高级职称人员;从学历结构看，既有正在学习跨境语言研究的在读研究生，也有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多年，一直从事跨境语言研究的高学历人才;从学缘结构看，由于我国跨境语言资源不仅数量多，分布也很广泛，吸引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学者积极参与，这种状况非常有利于不同教育背景和学术背景的学者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有助于拓宽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维、改进研究方法。特别可喜的是，现在有一批“80后”“90后”乃至“00后”的新生代学者也开始加入到跨境语言研究的行列。他们接受过较为严格的现代语言学学术训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中外文兼通，对国际学术话语比较熟悉，既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境内语言事实，又能融入国际学术圈，与国际语言学界有效对话和沟通。新生代学者的加入为中国跨境语言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加之资深语言学家高屋建瓴地指引方向，他们共同成为构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话语权最根本的智力源泉与保障。

　　中国边疆地带的很多跨境民族都居住在偏远地带，早期调查和研究中国周边跨境语言时，工作人员通常需要徒步很长时间才能到达调查点，耗时费力，非常不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实行“村村通工程”以后，这些跨境居住的民族中方一侧的交通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大部分调查点驱车即可到达，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现代通信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微信、QQ等即时通信工具不仅方便了中国周边跨境民族边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也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学者寻找发音人、采集语料等提供了便利，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效率。如跨中缅边境居住的独龙族，在中方一侧主要居住在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流域河谷地带的独龙江乡，曾因为山峦重叠，交通不便，只能靠天梯和溜索出入，对其语言调查困难重重。独龙江公路的贯通、网络的全覆盖，有力地推动了独龙族与现代社会顺利接轨，方便了对独龙语的调查和研究。此外，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学术成果的共享，学者之间———特别是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多种渠道，有助于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学术成果面向国际语言学界快速传播，有助于中国语言学界和国际语言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共享学术成果。由此可见，现代交通通信的快速发展不仅为跨境语言的调查与研究带来了便捷，也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便利。

　　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构建是一个系统的综合工程，不仅需要中国语言学界共同努力，还需要制度保障、财力支持，更需要做好顶层设计、长远规划，其实现途径也复杂多样，需要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修正。结合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研究实际，应该特别关注如下几个关键途径:

　　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首先需要以雄厚的学术实力作为支撑(赵杨，2019)，而学术实力源于学术创新和学术产出(侯利文等，2017)。首先，要进一步凝练和明晰“跨境语言”这一术语的定义。在国际语言学界率先提出“跨境语言”的术语已经体现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学术创新，但是，对其定义尚未完全明确开元体育官网入口，需要深入挖掘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本质特征。同时，不能完全以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调查和研究成果为视角和出发点审视全球跨境语言，而应该以全球跨境语言的普遍性和差异性特征反思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思考前期成果在哪些方面尚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以对“跨境语言”的术语进一步规范并固化，努力将其创制为能高度概括全球跨境语言特点和概念的国际术语，引导国际同行接受、认可和使用，从而主动掌握“跨境语言”术语的解释权和发言权。其次，要大力推动跨境语言研究的普适性理论创新。中国语言学者一直坚持尊重中国境内语言事实，秉持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原则从事跨境语言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继承性和民族性，这是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学术创新和发展取之不竭的源泉和驱动力。但是，还要包容兼蓄，融通中外，胸怀天下，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具高度的站位，放眼全球跨境语言的同质和异质特征，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跨境语言现象进行思考、研究和梳理，以提炼和升华具有普适性并且能为国际同行普遍认可的跨境语言研究理论体系。再次，要对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研究方法进行科学创新。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石，也是促进学术创新的引擎(王宏亮，2016)。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并创新研究方法，包括如何更加科学地采集和分析语料，如何更加规范地建设多模态语料库，如何更加合理地设计和运用语言理论框架等，而且这些研究方法应该能得到国际同行的公认，并能行之有效的加以运用，对相关研究结果进行复制。最后，要促进学术产出由量多到质优的转变。学术成果的产出是学术实力的外在体现，近年来，国内公开发表和出版了相当多有关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论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但是，还需要在质量上进一步提高，要努力在国际公认的知名学术刊物或出版社发表相关学术成果，以扩大学术影响力。综上所述，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话语权的构建需要概念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需要以量多质优的学术成果展示学术实力作为支撑。

　　坚持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一直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以这些资料产出学术成果，必然具有线)。西方语言学者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包括我国周边邻国，对人类各种语言进行田野调查，以实证的方法对这些语言进行描写，不断丰富语言学理论并推动语言学理论发展，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学者往往只能通过西方语言学者发表的学术成果获取相关知识，形成了“西方语言学者调查→西方语言学者生产知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学者接受知识”的单向传导链条。当前，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对境外语言的描写和研究还比较薄弱，应该作为重点进行深入调查，以补充、丰富和完善当前的研究成果(戴庆厦，2013、2020)。以跨境藏语为例，在中国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交界处有数十种跨境藏语方言分布。几十年来，只有一代又一代的西方语言学者深入印度、尼泊尔等国对其进行调查，时至今日中国语言学者仍鲜有涉猎。中国语言学者想了解这一带和我国藏语同源异流的方言，只能依赖于西方语言学者的知识产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境外的藏语方言是我国藏语语言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模块，但是，由于我国语言学者很少参与调查，西方语言学者自然就享有对这些语言的解释权和发言权。必须承认，西方语言学研究不乏优秀学术成果，值得我国语言学者学习和借鉴，与西方语言学者加强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推动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学术进步，有助于提高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学术水平，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西方语言学研究也一定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果我国语言学者不深入进行田野调查，而依赖西方语言学者传导的二手资料获取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相关知识，就很难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的研究必须以长期不懈、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否则，便无法掌握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层次就是拥有话题权，即有设置话题的权力和控制话题发展的能力(李宇明，2012)。国际议题设置和话语传播能力强的国家，通常更能塑造和引导，从而掌握线)。就跨境语言研究在国内设置议题，中国语言学界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以跨境语言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和论坛已经先后于2013年在百色学院、2015年在玉溪师范学院、2019年在云南师范大学召开。此外，《语言战略研究》2018年第4期、《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分别设置了“跨境语言”专栏。但是，面向国际设置相关议题更为重要，因为衡量学术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向来都是国际议题的追随者而非设置者，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意愿不强，能力偏弱。设置新的国际议题和引导学术话语，提出新的学术概念、术语、理论、范畴和表述，需要以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为依托(张志洲，2012)。我国有着丰富的跨境语言资源，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在我国蓬勃发展，优秀成果迭现，这说明，中国语言学界已经具备就跨境语言问题设置国际议题的学术水平、学术能力和学术基础。同时，在国内设置相关议题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应该适时创造条件，由聚焦于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转向同时关注全球跨境语言研究，面向国际语言学界设置国际议题。参照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做法，设置国际议题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国际学术刊物设置专刊或特刊，面向国际语言学界征集论文;另一种是举办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会议交流达成共识，再出版会议论文集。但是，需注意避免以往在国内设置议题过泛的情形，要着力聚焦于跨境语言研究的某个特定专题，如对跨境语言的分类标准、跨境语言研究的理论体系建设等专题进行深入探讨。积极主动设置国际议题，引领跨境语言研究的学术话语，是构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策略，必须充分加以运用。

　　话语的国际传播力是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因素之一(张志洲，2016)。由于跨境民族边民之间语言存在互通性，文化具有相似性，做好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国际传播不仅有助于在边境地区凝聚人心，增进互信，也有助于加深理解，促进合作，构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国际话语权。首先，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面向国际语言学界传播中国周边跨境语言及其研究成果的相关方案。开展适销对路的跨境语言与文化宣传，加强“新业态传播，实现传播渠道多样化、传播对象精准化、传播流程精巧化、传播形式多样化”(梁昊光、张耀军，2018)。其次，要推进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成果融入国际化。针对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现实，要努力树立“中文自信”，建立中文文本的学术评价体系，提升中文的国际学术地位，提倡用中文向世界表述知识，提高中文文本的国际声望(李宇明，2018)，积极面向国际语言学界宣传、推介我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学术理念、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再次，优秀学术成果是话语国际传播的载体，优秀学术人才是话语国际传播的使者，要积极落实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为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创造条件，以增强我国的国际线)。最后，要积极与国际同行互相切磋，互通有无。随着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实现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即时交流和沟通，为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一定条件。我国的跨境语言研究学者要本着开放的心态，在尊重中国周边跨境语言事实的同时，积极发起与全球跨境语言研究有关的话题，和国际语言学界同行相互研讨，相互砥砺，最终在学术上相互提高。同时，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掌握、引领和推动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以构建国际学术线

　　“跨境语言”的术语由中国语言学者率先提出，正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认可、接受和使用。历经30余年，在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学术实力和学术产出等方面，中国语言学界都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有望在这一领域实现中国语言学界与国际语言学界的顺利接轨，从而拥有国际学术话语权。着力构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有助于提升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有助于促进中国周边跨境民族互动交流，保护人类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有助于促进中国周边跨境民族认同和团结，维护我国边境地带的安全稳定与发展繁荣。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现代交通通信设施的快速发展，前期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的形成等，都为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构建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中国语言学者坚持田野调查，努力提升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学术实力，主动设置与跨境语言相关的国际议题，推动中国周边跨境语言及其研究的国际传播，加强与国际语言学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最终一定能构建起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编者按开元体育学术观点 张四红：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构建